每年都压力巨大的春运,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。“春运”这个词,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,随着广东和东部沿海的逐步开放,当地的出口加工产业,都需要招收大量劳动力,于是,也就给了许多内地的农业人口,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机会,可以说:“春运”的规模越大,就越说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,同时,它也包含着另一个信息:我们的许多产业,都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支撑的,这也是学者们常挂在嘴边的“人口红利”。
但是,一个国家享受“人口红利”的日子,一定不会是无限期的。这些年里,各地就纷纷出现了“民工荒”,尤其是今年,春节一过,店门是要照常开了、机器也要开始运转了,扭头一望:干活的人却没了。 今天的《广州日报》说:光是珠三角一带,用工的缺口就过百万,招聘会在拼命地办,可就是招不到工人 (参见《广州日报》:用工荒与就业难是一体两面);《东方早报》则说,不光是珠三角这样,长三角也一样缺人,甚至像安徽、这种以前的劳务输出大省,现在都发现,本地的企业招工也很难(参见《东方早报》:沪江浙用工荒超往年 85后农民工拒绝4000元月薪)。
对此,有一派人是属于“乐天派”的,他们认为:“用工荒”的出现,不是件坏事,它说明:
第一,我们的经济正在变得好转,企业开工率陡然增高,一时半会儿招不到人,很正常啊;它不代表农民工的总量减少了,而是体现了新增的劳动力需求太旺盛了;
第二,它也说明了现在的农民工,维护权利的意识增强了——以前,你企业欺负人家劳动力过剩,花那么低的工资雇人干活,到了年底还总欠薪,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啊,双方总要有个“讨价还价”、博弈制衡的过程。最近杭州就有一家工厂,想找个抛光工,给一名“85后”——也就是1985年之后出生的应聘者,开出了月薪4000,这个工资不低吧?对方竟然不干。原因是,这个工作对健康有损害,我不能拿钱换命,给拒绝了。对农民工而言,能把“选择权”夺回到自己手里,是一种巨大的胜利。
第三,现在国家对农村的政策也不错,年轻一代的农民,教育程度也提高了,就算留在农村,人家也不一定没钱挣,干嘛非要到城里来打工呢?
这一期的《新世纪周刊》上,有一篇文章,它认为: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,这种每年开春、都得重复一次的“孔雀东南飞、春水向东流”式的“候鸟型、长距离就业”,一定会、也必须要逐步减少,即使是农民进城就业,也最好以近距离、半径在50公里左右为主。总是都跑到几个沿海大城市扎堆儿,对哪一方而言,都是不经济的!全国的城市化、城镇化进程,应该要同步加快,你个省区农村的小城镇都发展了,一样能起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。现在的“民工荒”,恰恰是说明,我们各地城市化率都在提高(参见《新世纪周刊》:民工荒未必是坏事改变二元经济促进社会进步)。
所以,让大城市们发抖去吧!他们不能老是以自己的“先发优势”,掌控着用工的谈判话语权,我们应该为此欢呼、而不是感到焦虑不安!
不过,这些观点尽管显得很有道理,但我们也确实不能忽视,今年的“招工难、用工荒”,跟以往最大的不一样,就是它同时还存在着一个悖论——就业难。按道理说,出现了“用工荒”,就说明劳动力供小于求,最该紧张的是企业,既然它招不到人,势必会提高待遇、降低门槛、尊重人才、加强培训,无论从哪个方面讲,对就业者而言,都算是“利好消息”,但现在的问题是,就业也特别难!不仅是农民工叫苦,大学生更叫苦。
当“用工荒”跟“就业难”同时存在,我们就必须思考:这个社会还能持续发展吗?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保持乐观呢?以前我们总说,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,它既说明了“大学生心态不好”,也体现了我们大多数能够吸纳就业的产业,实在是“太低端”了,缺乏技术含量、简单重复劳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,哪儿能消化得了那么多大学生呢?但现在的状况却是,当大学生都跟农民工一个价了,还是找不到工作,那就至少表明:在社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,和劳动力的就业技能之间,存在着一种天然的、无法弥合的巨大反差。
其实,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,要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“战略性转变”,但是,现在许多并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,它还是招不到“合适”的人——既招不着合适的农民工、也用不了合适的大学生,就是因为,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劳动力,虽然面对着各自差异的用工市场,但都存在同一个致命伤:缺少真正的“一技之长”!所以,我们要反思的是,我们这些年的职业化教育,是不是弱化、断层得太严重了?毕竟教会了知识,并不等于教会了技能,这方面,我们倒是真是该向人家德国的“国民终身技能培训”,好好学习一下了。政府和企业,不能净顾着分享红利了,而忽略了人力资源成本的再投入!
当然,把问题琢磨到了这一步,我觉得还是不够!
无庸置疑,“劳动力是一种商品”,但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,他们有情感、有尊严、有学习的能力、有牺牲的精神、也有着要求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竞争的天赋权力!而一切的企业竞争、产业升级,归根结底,都是体现在“人的竞争”和“人的升级”上面!无论是“招工荒”也好,“就业难”也罢,它的核心问题都是“人”!
必须承认,目前的“企业招工”和“劳动者求职”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困惑:选择成本太高。市场竞争环境的不公平,让劳动者对企业、和企业对劳动者,都存在着严重“双向不信任感”——劳动者的薪酬定价、职业规划、技能培训、维权保护、和企业内部的分配方式,很难真正接榫,所以导致双方的“交易成本”都过高;“用工荒”和“就业难”,前者是“低端劳动力”不满受剥削、开始迸发出来的“不妥协”;后者则是相对的“高端人才”依然在一个“自身技能短缺、又不完全的市场竞争化环境”中的委曲求全、忍气吞声,它们的并存,折射出来一种相当危险的社会信号。而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途径,是要靠完善的法治建设,靠真正的公开、公平和公正人才竞争、靠执政者“以人为本”理念的真正贯彻和落实……当然,我希望这个过程,越短越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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